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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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兰蕙幽香：一笔一划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提到兰花，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花中君子” “义结金兰”等词语。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典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 。兰花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花卉种类之一，她天生丽质，又颇具神秘色彩，观赏价值高，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我国，兰花主要分为国兰和洋兰两大类。”华南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老一辈画师在几十年跌宕起伏的经历中为植物科学事业兢兢业业地默默奉献，绘制了大量的精品和传世佳作，此次《兰蕙幽香》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见证。余峰表示，厚积薄发，正是数代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累积，数代植物科学画师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才成就了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兰蕙幽香》 。
时间: 2022-06-01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兰蕙幽香：兰科植物手绘图谱》封面。本文图片由华南植物园提供
提到兰花，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花中君子”“义结金兰”等词语。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典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兰花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花卉种类之一，她天生丽质，又颇具神秘色彩，观赏价值高，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我国，兰花主要分为国兰和洋兰两大类。
近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余峰、曾宋君、张玲玲主编的《兰蕙幽香：兰科植物手绘图谱》（以下简称《兰蕙幽香》）一书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兰科植物科学画100幅，其中包括兰科植物中最有代表性的种类，如国兰中的春兰、建兰、蕙兰，洋兰中的蝴蝶兰、兜兰、石斛兰等。
跨越时间的坚守
手捧《兰蕙幽香》，作为第一主编、华南植物园资深画师余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时感慨万分。她表示，1978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老所长陈封怀教授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归来后，前瞻性地要求绘图室将极具华南园研究特色的木兰科、姜科、兰科以绘画的形式与研究人员共同编写专著。
为此，包括余峰在内的数位绘图室画师，先后奔赴华东、西南、华南地区，以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进行写生、收集素材，并自始至终以最鲜活的素材描绘出木兰科、姜科、兰科植物的迷人姿彩和生命形态。余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这批在书柜里沉睡了40年的兰花手绘画作品终于面世了！”《兰蕙幽香》也终于出版，见证了华南植物园（原华南植物研究所）老一辈植物科学画家们4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与坚守。
华南植物园早于1929年（前身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就已开始对兰花进行迁地保护，是国内最早进行收集保存的研究机构之一，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为植物科学绘画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中国木兰》与《丹青蘘荷——手绘中国姜目植物精选》已先后于2004年和2012年完成出版。“它们都是以科学性为宗旨，坚持植物志书的初衷，对物种进行了客观准确的描述。《兰蕙幽香》从兰花的审美和文化特点出发，充分体现艺术性，力求给读者以美的视觉体验。”余峰说。
《兰蕙幽香》主编之一、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君表示，《兰蕙幽香》在内容设计上，充分考虑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在绘画风格方面，以科学画为主要表现形式，适当使用部分中国画作为点缀，使画风在统一中有所变化；在文字方面，充分考虑文字与画作的协调性，摒弃了以往平铺直叙的描述方式，增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兰花文化知识，采用了尽量平直而优美的文字，该书主编之一的张玲玲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宋君，现为华南植物园观赏园艺方向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兜兰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研究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已育成花卉新品种90多个，书中收录的文菲兜兰、春韵兜兰、绿韵兜兰、至爱兜兰、昆仑火焰兰等是其研究团队育出的新品种。其中中科COP15兜兰和文菲兜兰已荣获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展品金奖。
给植物画像的人
植物科学绘画是众多的绘画专业中一个特别小众的专业。
余峰指出，植物科学画，是以植物为对象、以绘画为手段、对植物整体形态或局部形态特征进行精确描绘的特殊艺术创作形式，对植物学研究、植物知识普及和美学教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笔笔皆生命，叶叶总关情。“优秀的植物科学画，不仅能够准确地将关键分类特征科学地展现出来、记录下物种永恒的特性，同时通过纯熟地运用各种技法，为公众传递植物的艺术美感。”余峰说。
每一幅科学绘画直接展现给观众的仅仅是整个创作过程的冰山一角，画面之外其实还隐含着海量信息。“画兰科植物是我最爱之一，特别是卡特兰这张画令我颇有体会。”在余峰绘制的众多作品中，卡特兰杂交种的绘画经历让她难忘。
卡特兰是热带兰中花朵最大、色彩最艳的种类，在国际上享有“洋兰之王”的美誉。卡特兰的植株中不同部位有着几种不同的质感，为此余峰尝试采用水彩画中的湿画法，结合国画技法中的一笔点染接色法一气呵成，这样一来，唇瓣的丝绒感、花瓣的飘逸感就能与具坚挺感的革质叶片相得益彰。
余峰，生于上海，祖籍广东，1963年毕业于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学校美术设计专业（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前身），师从上海著名水彩画家张英洪教授（1931～2020）。1976年进入华南植物研究所（园）绘图室工作，直至2001年退休。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她对于植物科学画的创作与探索仍在路上。
投身行业40余年，余峰创作了超千幅植物科学画作。记者从《兰蕙幽香》一书看到，包括余峰在内的植物画师们用细腻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将兰花的所有细节和特质“转述”在画纸上——自由的线条、沉稳的斑点、准确的用色，以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将每一株植物的姿态和生命力真实、精细地表达出来。
为更好地表现庞大而多姿多彩的兰花家族，经原绘图室集体讨论，《兰蕙幽香》的绘画风格以科学画为主要表现形式，适当使用部分中国画作为点缀，作为一种新尝试的前提是不能背离科学画的主体要求和表述初衷，力求让该书的画风在统一中有所变化。
“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植物科学绘画仍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说摄影能够记录瞬间，那么科学绘画记录的就是物种的永恒。”余峰说。
科学与艺术兼容
自从有人类活动起，人类就开始用绘画形式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各种事物。
可以说，绘画记载早于文字记载，随着各种书画材料的不断发明才逐步演变成我们今天讲的“博物画”。例如：宁夏贺兰山、广西花山等世界各地岩画，都是博物画的雏型，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
“植物科学画是以科学用途来描绘植物的画作，与普通植物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画既要精细、准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做到科学与艺术之美完美兼容。”曾宋君表示，植物科学画体现了自然之美、科学之美、艺术之美。
余峰认为，植物科学画是画师们通过自己的观察、领悟和综合整理，将植物学家的研究结果，以绘画的手段进行描绘，弥补文字描述中不易表达的形态特征，并使作品具有艺术美感，做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兼容。
比如面对一片叶子，如果没有一定的素描基础，是无法表达自己的理解去分析、描绘出它脉络的走向或是空间感的。“其实，一幅好的植物科学画，除了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准确的信息外，还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也可以追求自己的艺术和个性，更会有它独特的审美情趣。”余峰说。
在余峰看来，她的工作不但能发现美、更能记录美、创造美。“我是幸运的，所从事的职业让我能在科学的领域里领略到大自然中的艺术美学，也能在艺术绘画领域里寻觅到科学的真谛。”
“用水彩画笔描绘心目中最美的花儿是余峰老师的毕生追求。”华南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老一辈画师在几十年跌宕起伏的经历中为植物科学事业兢兢业业地默默奉献，绘制了大量的精品和传世佳作，此次《兰蕙幽香》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见证。
余峰表示，厚积薄发，正是数代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累积，数代植物科学画师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才成就了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兰蕙幽香》。
2022-06-20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我国兜兰花期调控研究获重要进展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君团队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合作在兜兰花期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在线发表于《园艺研究》 （ Horticulture Research ） 。华南植物园博士研究生尹玉莹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房林副研究员和曾宋君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石蜡切片结果显示赤霉素对胼胝兜兰花发育早期没有影响，而是在花器官分化阶段通过促进花序轴的伸长和副花的发育进而使得胼胝兜兰花期提前并出现一梗双花现象。该研究首次阐述了外源GA对胼胝兜兰开花的影响机制，能为胼胝兜兰的花期调控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为进一步研究兜兰和其他多年生非模式植物的开花机制提供参考。
时间: 2022-05-05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开双花的胼胝兜兰。曾宋君团队 供图
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君团队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合作在兜兰花期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在线发表于《园艺研究》（Horticulture Research）。华南植物园博士研究生尹玉莹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房林副研究员和曾宋君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
兜兰属植物花型独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开花时间与开花丰度是决定兜兰观赏价值的重要农艺性状。市场上流行的兜兰多为人工栽培的单花杂交种，由于其开花习性多样，多采取自然开花的生产模式，没有稳定的花期调控技术，严重地影响了其产业化发展。所有单花种兜兰都能分化出多个花芽，但常常只有一朵能正常开放，其余花芽常败育。目前关于兜兰开花机制的研究较少。外源赤霉素（GA）处理是调控开花的重要手段，通过探究外源GA对兜兰开花的影响，解锁兜兰开花丰度和花期调控背后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研究人员以单花种胼胝兜兰（Paphiopedilum callosum）为研究材料，通过细胞学形态观察，明确了其从营养生长到开花的8个主要阶段。其中花器官分化阶段（阶段5）是决定开花丰度的关键阶段。此时，主花已经完成花器官的分化，副花处于分化的起始阶段，若不进行外源GA处理，副花往往停止发育并败育，因此胼胝兜兰顶端常着生单花。
合适浓度的外源GA处理能使花期提前35天并促进胼胝兜兰副花芽发育。石蜡切片结果显示赤霉素对胼胝兜兰花发育早期没有影响，而是在花器官分化阶段通过促进花序轴的伸长和副花的发育进而使得胼胝兜兰花期提前并出现一梗双花现象。在花器官分化阶段，外源GA处理显著降低了花芽中细胞分裂素（CTK）的含量，促进内源IAA、GA1和GA3的积累，使得花芽中呈现出高的GA，低比例的CTK/IAA水平。同时，外源GA促进了花芽中PcAP3, PcPI,和PcSEP基因的表达，进一步促进了副花的形成。
另外，高水平的内源GA促进了PcXTH9与PcTCP15的表达，促进抽薹。结果表明，外源GA处理可以有效提前花期并促进副花芽发育，形成一梗双花，双花率由8.9%提高至86.9%。基于形态学、生理学和转录组学的联合分析发现：外源GA处理提前花期是通过促进抽薹而不是影响成花诱导来实现的；外源GA通过调节内源激素的水平与花发育基因的表达进而影响副花芽的发育。
该研究首次阐述了外源GA对胼胝兜兰开花的影响机制，能为胼胝兜兰的花期调控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为进一步研究兜兰和其他多年生非模式植物的开花机制提供参考。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93/hr/uhac091
2022-06-20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研究揭示热带森林土壤碳释放对长期氮磷添加响应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生态中心博士生张靖凡在王法明研究员的指导下，研究揭示了热带森林土壤碳释放对长期氮磷添加的响应。相关研究在线发表于《总体环境科学》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大多数研究中只单独探究土壤碳矿化或凋落物分解，在长期施肥条件下同时探究这两者的碳释放模式的研究并不多，因此，了解其潜在机制对于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相关论文信息： https : / / doi . org / 10.1016 / j . scitotenv . 2022.155049。
时间: 2022-04-28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生态中心博士生张靖凡在王法明研究员的指导下，研究揭示了热带森林土壤碳释放对长期氮磷添加的响应。相关研究在线发表于《总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每年有大量的二氧化碳（CO2）从土壤中释放，主要来源于凋落物和土壤碳（C）的分解。养分有效性，尤其是氮（N）和磷（P）在凋落物和土壤碳分解中起重要作用。大多数研究中只单独探究土壤碳矿化或凋落物分解，在长期施肥条件下同时探究这两者的碳释放模式的研究并不多，因此，了解其潜在机制对于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研究人员利用热带次生林氮磷添加的野外试验平台，进行为期两年的野外试验，在长期（11年）氮磷添加的土壤中，添加了两种不同的凋落物：玉米根或玉米叶。测量了土壤总碳矿化率（CO2通量）来表征总碳的矿化，使用13C同位素示踪来确定碳的来源（土壤碳或凋落物碳）。通过测定与碳矿化相关的胞外酶（β-1,4-葡萄糖苷酶（BG）、酚氧化酶（PHO）和过氧化物酶（PER）以及磷脂脂肪酸（PLFA）表征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通过机构方程模型来解释土壤碳释放速率对不同施肥处理的响应。
研究表明，氮的添加仅加速了凋落物碳释放，0~5cm和5~10cm土层凋落物碳释放量分别增加了42%和6%。磷添加仅抑制了土壤碳的分解，0~5cm和5~10cm土壤碳释放量分别减少了9%和11%。氮添加增加了土壤中碳的释放，其原因可能是微生物生物量、真菌与细菌的比值和碳降解酶活性的提高。然而，添加磷导致微生物特性和碳降解酶活性的相反结果，与碳的释放减少相关。研究表明，长期氮、磷添加对凋落物和土壤碳的分解的影响具有选择性，且这一趋势在未来氮沉降增加的热带森林中可能更为显著。
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的碳中和策略中，应考虑气候变化下凋落物和土壤碳分解的不同模式。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22.155049
2022-06-20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玉莹兜兰”和“斑蝶兜兰”通过新品种鉴定4月23日，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君团队和广州建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玉莹兜兰”和“斑蝶兜兰” 2个兜兰新品种通过了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现场鉴定。据悉，这2个品种将于“五一”期间在华南植物园兰园中展出。“玉莹兜兰”是2015年以引进的同色兜兰‘ C-1 ’为母本、报春兜兰‘ P-1 ’为父本进行杂交，经无菌播种选育而成。花序梗绿色，长11.3厘米。着花1.9朵，花朵横径8.5厘米、纵径8.7厘米。中萼片长6.4厘米、宽4.7厘米，白色，具绿色纵脉。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设施栽培条件下， 4 - 5月开花，单花观赏期45天，抗病性、抗逆性较强。花序梗深紫色，长12.0厘米。
时间: 2022-04-28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斑蝶兜兰”。曾宋君团队 供图
“玉莹兜兰”。曾宋君团队 供图
4月23日，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君团队和广州建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玉莹兜兰”和“斑蝶兜兰”2个兜兰新品种通过了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现场鉴定。据悉，这2个品种将于“五一”期间在华南植物园兰园中展出。
“玉莹兜兰”是2015年以引进的同色兜兰‘C-1’为母本、报春兜兰‘P-1’为父本进行杂交，经无菌播种选育而成。花序梗绿色，长11.3厘米；着花1.9朵，花朵横径8.5厘米、纵径8.7厘米；中萼片长6.4厘米、宽4.7厘米，白色，具绿色纵脉；花瓣长5.7厘米、宽2.6厘米，黄白色，具绿色脉和紫色细斑点；唇瓣长4.5厘米、宽2.0厘米，囊状，黄色。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设施栽培条件下，4-5月开花，单花观赏期45天，抗病性、抗逆性较强。
“斑蝶兜兰”是2015年以引进的巨瓣兜兰‘B-1’为母本、胼胝兜兰‘C-1’为父本进行杂交，经无菌播种选育而成。花序梗深紫色，长12.0厘米；着花1.7朵，花朵横径8.1厘米、纵径8.9厘米；中萼片长4.4厘米、宽4.3厘米，浅紫色，基部绿色；花瓣长5.4厘米、宽2.3厘米，浅紫色，基部绿色，具深紫色细斑点；唇瓣长4.4厘米、宽1.6厘米，深囊状，紫色。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设施栽培条件下，3-4月开花，单花观赏期45天，抗病性、抗逆性较强。
2022-06-20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茶树CsHAC1基因和蛋白及其应用获发明专利,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罗鸣等科研人员完成的“茶树CsHAC1基因和蛋白及其应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该发明的茶树CsHAC1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为后续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抗逆茶树提供理论研究基础，对培育抗逆优良茶树品种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时间: 2022-04-21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苏国华
记者4月21日获悉，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罗鸣等科研人员完成的“茶树CsHAC1基因和蛋白及其应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该发明公开了一种茶树CsHAC1基因和蛋白在改变植物抗逆性中的应用。该发明构建了插入茶树CsHAC1 基因的酿酒酵母重组表达载体，将该重组表达载体转化进入酿酒酵母中，通过半乳糖诱导该基因在酿酒酵母中的超表达，能够提高酿酒酵母对H2O2和NaCl胁迫的耐受性，证明该基因可以提高酿酒酵母对过氧化氢和/或氯化钠胁迫的耐受性。
该发明的茶树CsHAC1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为后续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抗逆茶树提供理论研究基础，对培育抗逆优良茶树品种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2022-06-20查看详情 -
【羊城晚报】岭南文史|陈焕镛：躬行华南大地，逐梦植物王国4月中旬，国家植物园于北京正式揭牌。清明刚过，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有“广州人的后花园”美誉的华南植物园。总建筑面积5513平方米、满满五层楼的标本柜里，存有115万多份（涵盖48700多个物种）植物标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有近8000份— —新种植物被发现后，通常需要按照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来进行描述、命名。羊城晚报：陈焕镛的植物研究工作对中国植物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的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依然是中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而我们的植物标本分类，还在沿用他当年那一套植物标本分类系统。羊城晚报：目前华南植物园研究工作的传承、进展如何？跨越国界、跨越时空，一个个植物拉丁学名，见证了植物学家们不朽的友谊。
时间: 2022-04-29 来源: 《羊城晚报》 作者: 易芝娜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易芝娜 通讯员 任海虹
视频摄像/唐德荣 戚容源（部分图片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提供）
视频链接：https://ycpai.ycwb.com/amucsite/template8/#/newsDetail/120467/40738048.html?isShare=true
名家与南粤⑩
4月中旬，国家植物园于北京正式揭牌；而在千里之外的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也正桃李芳菲，花开满园。
清明刚过，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有“广州人的后花园”美誉的华南植物园。在园中的雕像径中，一座1:1等身大小的雕像刻画出该园的创建者——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陈焕镛。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的陈焕镛雕像
他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毕生在华南大地上“耕耘”，开创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新纪元，特别是为植物分类学作出奠基式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原副所长、研究员陈忠毅，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向记者介绍，在今日华南植物园科研区一隅，仍保留着陈焕镛居住过的一幢小红楼，附近还有一条小路被命名为“焕镛路”。
华南植物园里陈焕镛住过的这栋小楼，入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人故居画集》
陈院士一生采集标本达12334号，共发表了600多个植物新种与新组合、11个植物新属。
华南植物园拥有的全球保存木兰科植物数量最丰富的木兰园，更是与他直接相关。园中，大叶木兰、绢毛木兰、石碌含笑以及观光木等多种木兰科植物新种，都经他定名发表。
焕镛木的果实
陈焕镛院士一生守护祖国珍贵的植物、生态资源，捍卫国人的学术尊严，他的精神与实践对我们今天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启迪。
少年立志 回国痴迷采集
1890年，陈焕镛在香港出生，1971年病逝于广州。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还有他另一尊半身雕像，那是当年由植物园同仁集资、请广东雕塑家唐大禧和唐颂武精心雕成。
据说，这尊雕像与他本人酷肖，丰神俊朗、眉目棱角分明，还能看出陈焕镛的特殊血统。
陈焕镛的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清朝光绪年间曾被派驻古巴担任公使。在那里，陈言认识了古巴籍西班牙人、后来成为陈焕镛母亲的伊丽莎白。
陈焕镛六七岁时曾旅居上海，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他遵循父亲遗愿，远赴美国求学。
1909年，他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安姆斯特农业学院学习树木学与昆虫学，1912年转赴纽约州立大学林学院，1915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又继续前往哈佛大学布斯学院及阿诺德树木园学习森林学，并于1919年取得硕士学位。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的少年陈焕镛
陈忠毅回忆，1996年，华南植物园在40周年园庆前夕曾推出一本《陈焕镛纪念文集》，当时他是副主编之一，整理了大量与陈焕镛相关的资料文献。
陈焕镛对森林保护的概念形成于美国求学期间，那时，中国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植物，还得到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去找。由此，他心生愿望：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一生都在为之努力。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陈焕镛放弃了留在欧美等地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到海南岛开展了长达9个月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
作为最早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他在海南岛五指山山区采集动植物标本数千份。
当时的海南腹地还是瘴疠之地，陈焕镛常常处于疟疾的威胁中，因蚂蟥叮咬和营养不良导致浑身伤痛，甚至病倒、发烧至40℃……最后，他被人用担架抬出海南五指山山区。
在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的陈焕镛(1919年秋）
保护自然 一生追求科学
从1920年开始，陈焕镛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陈焕镛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教授。
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中大农学院建立起华南地区首个专业的植物标本室，继而成立中大植物研究室（后改名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这便是现在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前身。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大楼
自1925年至1937年间，陈焕镛与另一位植物分类专家胡先骕合作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图谱》；又创办了以“孙逸仙”命名的英文杂志Sunyatsenia（《中山专刊》）并担任主编；他还创建了广西植物研究所，参与主持策划《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的编撰出版工作。
1956年，陈焕镛与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等科学家联名向国务院提交议案，最终获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中国至此拥有了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少年时的心愿，在他与学生、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一一实现。
1959年，70岁的陈焕镛当选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
72岁时，他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全体人员大会发言中，仍要求大家“把国家任务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争取七年之内完成编辑《中国植物志》这项伟大光荣的任务，并感慨新社会“做科学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要年轻一辈好好珍惜。
1958年7月落成的分类大楼，现华南植物园科研区行政办公楼
科学分类 方法沿用至今
今天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是一幢新旧馆合体的五层楼建筑。
总建筑面积5513平方米、满满五层楼的标本柜里，存有115万多份（涵盖48700多个物种）植物标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有近8000份——新种植物被发现后，通常需要按照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来进行描述、命名。
只有在和分类概念上属于近缘种的模式标本进行仔细对比比较并发表在一定专业核心刊物上，这一新种植物才算被正式发表定名。对于植物学家来说，“发表定名”新种植物是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
馆中有一批非常珍贵的标本，是当年陈焕镛与海外同行交换得来的，其中，收藏时间最早的标本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
还有一批菲律宾标本，其本国标本已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植物园标本馆在抗日期间由于将标本及时转移到香港，才得以完好保存。
新标本馆内
新馆里，一排排高端仓储式手摇轨道密集柜整齐排列，虽然存量庞大，却井井有条。目前，所有入库标本都已数字化，并陆续对外公开共享。
标本馆高级工程师曾飞燕说，至今，所有标本仍是按当年陈焕镛留下的一套哈钦松系统进行分类保存的，这就是陈焕镛当年在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并在实践中建立起的一套分类方法。它方便又严谨，能将所有数据都保存完好，同时也为标本室纳入国际电脑联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正是在陈焕镛等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植物标本馆，终于彻底扭转了以前研究本国植物新种也要去国外的局面。
陈焕镛也是我国最早进行植物调查采集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在这个标本馆中，至今尚存有他与匡可任教授在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银杉模式标本。
“活化石”银杉的模式标本
微微泛黄的纸上装订的一枝干枯的线形叶植物，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它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学术界一度认为它由于冰川降临早已绝种。因此，当年银杉在中国广西被发现、最终被定名发表，顿时轰动了全世界。
辗转磨难 护佑珍贵标本
陈焕镛深知，开展植物科学研究工作，只有标本室是不够的，所以也同时收集并进行植物种苗栽种。
1989年，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文史资料》第59辑记载，上世纪30年代，“农民烧山开荒日益加剧，不少原野植物被损毁”，为了保存那些稀有品种植物，陈焕镛到处采集种苖，并“将采获苗木托诸广州市立植物园或农学院农场代为栽培”，建起了标本园。
至抗日战争开始时，该标本园已具一定规模，可惜“在广州沦陷时为日军所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时常遭日机轰炸。1938年春，陈焕镛出钱出力，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一批重要标本、图书、仪器运至香港，自己却坚持冒险留在广州保护苗圃（即如今位于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一片小树林）。
后来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描述，在炸弹袭击之下，他只好逃进沙面，险遭逮捕，“日本人雇佣德国人搜寻藏在沙面的中国难民，他们半夜来到我藏身的地方，好在我骗过了纳粹们，后来在广州待不下去了，我就扮成苦力步行逃到了香港”。
陈德昭、黄成就编撰的《陈焕镛传记》中描述：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中大那一批存港标本仍遭日军扣押。1942年3月，伪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将植物所迁回广州，并表示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等。
陈焕镛考虑再三，在声明植物所纯属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的前提下，于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路前岭南大学的校园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焕镛如释重负地与员工们一起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岂料此时竟有人诬告他为“文化汉奸”。当时，如许崇清、金曾澄等教育、法律界知名人士，都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
同时，远在美国的梅尔教授得知情况后亦写信给美国大使馆、转交中国官方，特为陈焕镛澄清。1947年，法院当局迫于民意，以“不予起诉”了结这桩冤案。
1941年，梅尔致信陈焕镛希望农林所将留港标本和书籍送往美国以避战乱（翻译件）
据考证，陈焕镛曾先后在广州的康乐村、五山石牌等地建有苗圃，甚至连广西桂林雁山也有他指导布置的植物园（现桂林植物园内）。这都是他“建立一个镇守祖国南大门、作为对外窗口的全国最大植物园”的伟大设想的组成部分。
身体力行 新兴学派楷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以中山大学农学院等为基础组建的华南农学院从中大独立出来，而植物研究所仍归属于中山大学。
直到1953年12月，中科院才与高等教育部及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取得共识，正式接收了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及前岭南大学自然博物馆三个单位，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及其广西分所。
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广泛的护林造林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陈焕镛向广东省申请成立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树木园，并于1956年正式接收了广东鼎湖山林场树木园，占地面积约17000亩。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就成了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成为当时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除了广州园区外的第二个园区。
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被称为“北回归线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陈焕镛曾多次带人前往当地林场采集标本，但由于交通条件差，研究人员也少，当时只能对当地物种以“就地保护”为主。
1978年，这里成立研究站，进行数据监测等研究活动，并在1979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单位。此时，陈焕镛已去世数年。
1953年，中山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商议移交农林植物研究所事宜。
前排左起：吕逸卿、王越、许崇清、冯乃超、吴征镒。后排左起：丁颖、简焯波、陈焕镛、吴印禅（由吴印禅次子吴节提供）
上世纪60年代，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视察华南植物园曾题词：“必须实事唯求是，壮志雄心不可无；树木固当勤垦难，树人更要费工夫；作风朴素甘艰苦，学派新兴立楷模；改造自然和世界，东风吹送上鹏途。”可以说，这是对陈焕镛等开拓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的最好总结。
——【访 谈】——
他为中国植物学研究打下基础
黄瑞兰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陈焕镛传》（即将出版）作者
羊城晚报：陈焕镛的植物研究工作对中国植物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黄瑞兰：陈焕镛是中国第一批植物学家，在他之前，中国的植物研究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他带回来很多先进的方法与理念。
现在的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依然是中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而我们的植物标本分类，还在沿用他当年那一套植物标本分类系统。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贡献卓越，他成为第一批中科院院士，还连续担任了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以及他的各种努力下，1956年又成功申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羊城晚报：陈焕镛的名字居然与那么多植物有关联，他对现代植物研究的影响有多大？
黄瑞兰：他创办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就是华南植物园的前身。研究所逐步转型成一个综合科学研究机构，而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努力为今天我们的植物学研究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陈焕镛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植物研究。他组织编写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还担任《中国植物志》第一任主编。
他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植物研究人才，包括我国蕨类植物研究“开山鼻祖”秦仁昌，有“中国植物园之父”美誉的陈封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张肇骞、蒋英等。
羊城晚报：目前华南植物园研究工作的传承、进展如何？
黄瑞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焕镛便开始尝试把华南植物研究所向成为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拥有多分支学科的综合性植物研究机构推动发展。现在，在全世界的植物园综合实力排名中，华南植物园已位列前五。
遥想1919年，陈焕镛前辈回国，立志为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要让中国摆脱当年的困境，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我们也希望他这种爱国、爱科学、全身心致力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科研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
——【延 伸】——
属于植物学家的特别“致敬”
陈焕镛一生中与许多同行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得到过不少国际友人的帮助，比如他就读美国哈佛大学时的恩师杰克教授，以及美国农业部派驻菲律宾的植物学家、比陈焕镛年长14岁的梅尔教授等。
年近70岁的陈焕镛正在勤奋工作中
1934年，梅尔在写给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想致敬或感谢某人对你的帮助，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到植物新种命名里。”有趣的是，陈焕镛及他的朋友们真的将这个建议充分实施起来，这见证了中国植物学研究建立过程中的国际合作。
这些植物学家们发表的不少新种植物名中，都出现了彼此的名字——其中以陈焕镛名字命名的植物新属就有4个(分别由德国植物学家巴瑞德和中国植物学家蒋英、张宏达、刘玉壶定名发表)，植物新种有44个。
而在陈焕镛发表的新种中，嵌入的人名超过40个，这些人大多是和陈焕镛关系密切的同时代植物学界同仁或是他器重的学生，包括16名国外学者。
1941年，陈焕镛和蒋英联合发表海南物种新属——萝藦科的梅乐藤属及驼峰藤。陈焕镛特别在文章里写道：“敬献给梅尔，以答谢他对本文两位作者所代表的两代中国植物学工作者的帮助。”
发表于1925年的长叶榧，是陈焕镛献给杰克教授的；1963年陈焕镛鉴定并定名的木兰科新属观光木属，是为了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的；以胡先骕的姓氏命名了植物新种胡氏栎、胡氏芮德木，也见证了陈胡二人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
此外，陈焕镛1927年发表的秦氏紫荆，嵌入了他的学生秦仁昌的姓氏；而1929年，秦仁昌发表新种陈氏耳蕨，也特意在中英文名字中嵌入了陈焕镛的姓氏。在陈焕镛发表的植物新种中，他最器重的弟子侯宽昭的名字甚至出现了多达15次。
跨越国界、跨越时空，一个个植物拉丁学名，见证了植物学家们不朽的友谊。
2022-05-12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新研究揭示磷循环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机制广东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鼎湖山站）刘菊秀研究团队基于鼎湖山站的长期自然增温平台，研究揭示磷循环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机制。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全球变化生物学》 。列志旸博士后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刘菊秀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气候驱动的养分需求/供应假说的理解，提出了增温背景下维持植物高磷需求的多种磷获取策略，拓展了传统的评估方法（仅通过有效磷评估磷供应）和理论（仅通过土壤磷矿化评估磷转化） ，为增进磷调控热带森林碳汇功能响应增温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相关论文信息： https : / / doi . org / 10.1111 / gcb . 16194。
时间: 2022-04-19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增温背景下森林生态系统磷循环示意图。刘菊秀团队 供图
广东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鼎湖山站）刘菊秀研究团队基于鼎湖山站的长期自然增温平台，研究揭示磷循环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机制。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全球变化生物学》。列志旸博士后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刘菊秀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磷通常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限制因子，可能调节碳循环对气候变暖的反馈。然而，以往国内外关于增温对生态系统元素循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和氮循环上，且多数集中于高纬度地区，增温实验周期较短，人们对该区域增温背景下磷循环过程的认识仍非常有限。
研究人员基于鼎湖山站的长期自然增温平台，系统地评估了7年增温对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磷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磷匮乏生态系统中，增温可维持植物加速生长的磷需求。增强的植物磷需求主要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内部生物化学过程（如植物磷重吸收、土壤磷矿化和磷溶解）以增加磷供应来满足，而不是通过影响磷通量（如凋落物磷矿化和磷的径流和淋失损失）和改变更耗能的途径（如增强细根和菌根真菌）来实现。结果表明，以往短期实验或利用单一的磷供应评估方法的研究，可能高估了至少在短期或中长期增温背景下磷限制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负反馈。
该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气候驱动的养分需求/供应假说的理解，提出了增温背景下维持植物高磷需求的多种磷获取策略，拓展了传统的评估方法（仅通过有效磷评估磷供应）和理论（仅通过土壤磷矿化评估磷转化），为增进磷调控热带森林碳汇功能响应增温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为急需改善的地球系统模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重点研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联合资助。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11/gcb.16194
2022-05-12查看详情 -
【广州日报】初夏花开红似火，“凤凰”落降广州城入夏后，广州进入凤凰木花朵盛开的季节，作为“世界上最艳丽的树木之一” ，其灿若云霞的花色成为城市中一道绚烂风景。,早在1928年广州就有关于凤凰木的采集。据华南植物园豆科植物研究专家李世晋副研究员介绍，作为礼尚往来的交换， 1916年8月9日采自菲律宾吕宋岛的凤凰木标本，而今也存放于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生物博物馆） 。“厦门属于海洋性气候，有利于凤凰木落地生根，而广州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交汇处，气候条件同样适合来自热带或者热带边缘的植物生长。李世晋告诉记者，凤凰木归类于“凤凰木属” ，其中包括白凤凰木、多花凤凰木、东非凤凰木、万果凤凰木、杏黄凤凰木等。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黄岚。
时间: 2022-05-10 来源: 《广州日报》客户端 作者: 黄岚
入夏后，广州进入凤凰木花朵盛开的季节，作为“世界上最艳丽的树木之一”，其灿若云霞的花色成为城市中一道绚烂风景。 记者从华南植物园标本馆获悉，早在1928年广州就有关于凤凰木的采集。
磐涅花色象征“火烈青春” 广州最早凤凰木标本采自中山大学
5月的广州夏味渐浓，随着凤凰木进入盛花期，凤凰花艳若朝霞，迎风怒放。鲜红的花朵配合鲜绿色的羽状复叶，美景遍布羊城大街小巷。不少市民纷纷为此驻足观赏，拍照打卡留念。
俗话说“凤凰花开半城红”，据了解，2017年曾是凤凰花开得最灿烂的一年。其实这种来自于非洲马达加斯加的“国树”，并非近年来才受到广州街坊的青睐。曾在东风东路小学就读的市民胡先生告诉记者，四十年前学校操场上那棵凤凰木，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当年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每当看到那棵树就会觉得青春洋溢，内心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感觉。可以说，凤凰木赐予了我无穷的力量。”
正因为花朵颜色艳丽，象征着“火烈青春”，我国南方不少大学都会栽种凤凰木，意为激励学子们有凤凰涅槃般坚定的拼搏精神。记者从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了解到，广州最早关于凤凰木的标本记载，正是来自于中山大学。1928年5月20日，由蒋英教授所采集的来自中山大学校园的凤凰木标本，而今存放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据华南植物园豆科植物研究专家李世晋副研究员介绍，作为礼尚往来的交换，1916年8月9日采自菲律宾吕宋岛的凤凰木标本，而今也存放于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生物博物馆）。
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匹配 广州是凤凰木的宜居之地
来自热带地区的凤凰木，也是厦门市、台湾台南市、四川攀枝花市的“市树”，在汕头大学、厦门大学经常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厦门属于海洋性气候，有利于凤凰木落地生根，而广州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交汇处，气候条件同样适合来自热带或者热带边缘的植物生长。”
李世晋告诉记者，凤凰木归类于“凤凰木属”，其中包括白凤凰木、多花凤凰木、东非凤凰木、万果凤凰木、杏黄凤凰木等。其中“红花”凤凰木在广州最为常见，由于花色最为艳丽、深受人们喜爱而被大量引种。“人类对于植物的栽培驯化都会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就像我们吃的食物，例如水稻或者番茄，人工自然会选择最佳食用品种。所以对于观赏性植物来说，除了考虑药用价值和其他作用，外形和花色也会列入参考标准。”
每逢花开时节，凤凰木都会成为城市盛景，远看像燃烧的火焰，如若细心端倪，会发现火红花朵的花瓣中又有黄白色点缀其中。“这种带色斑的花瓣叫做‘旗瓣’，可以说是植物界的一点‘小心思’，存在的目的可能是作为“蜜导”为了吸引鸟类前来授粉，帮助它们更好地一代一代传播下去。”李世晋解释道。
外形优秀具备观赏性 豆科树木为城市添光加彩
花城广州，四时之花大不同。三月四月遇见黄花风铃木和宫粉羊蹄甲，前者热烈，花色饱和金黄，先花后叶满树壮观；后者婉约，花瓣犹似略施粉黛，巧手掳获路人之心。然后便是木棉的出现，以英雄之姿，撩红一片春意。进入五月，则是凤凰木红红火火的天下。
作为豆科植物，凤凰木的豆荚在加勒比海地区被用作敲打乐器，名为“沙沙”或“沙球”。近日曾盛极一时的黄花风铃木进入结果期，不少市民被树上如羊角般细长的“豆荚”所吸引。“其实风铃木并非豆科类植物，而是属于紫葳科。”李世晋告诉记者，在广州除了凤凰木之外，黄花梨、南洋楹、无忧树和羊蹄甲都属于豆科植物，它们的果实称为“荚果”，有的也许具备作为“沙沙”的潜力。
花开年年有，今年尤为盛。凤凰木的生长进入稳定期后会速度放缓，记载中树木最高能达到30米。据了解，今年是凤凰木的“大年”，当下正值“最佳赏花期”，如此繁花盛景实在不容错过。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黄岚
2022-05-12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研究揭示生态治理促进深圳湾河口生物多样性恢复华南海岸带自然环境优良，海岸曲折多湾，地表径流量大，生物多样性丰富。海岸带作为海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渡带，极易受到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发现生态治理促进了深圳湾河口生物多样性恢复。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 。据介绍，在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任海的指导下，华南植物园博士研究生刘可等与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徐华林、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宁天竹等人对深圳湾凤塘河口水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效果进行了评估。自2007年起，深圳市对深圳湾海岸带进行了整体生态治理，实施了海岸带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工程，以水质净化为核心重建河口生态系统健康。
时间: 2022-04-16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华南海岸带自然环境优良，海岸曲折多湾，地表径流量大，生物多样性丰富。海岸带作为海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渡带，极易受到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发现生态治理促进了深圳湾河口生物多样性恢复。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
据介绍，在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任海的指导下，华南植物园博士研究生刘可等与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徐华林、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宁天竹等人对深圳湾凤塘河口水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效果进行了评估。
评估发现，深圳湾建立的雨污分流、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水依次自然通过新建的人工湿地、自然湿地、生态化的河涌、修复的红树林后水质净化效果明显，水质改善和生态恢复工程营造的生境，减少了外来入侵种危害，沿途的植物多样性、鱼类、鸟类和底栖生物多样性逐步增加。
评估指出，深圳建立的海岸带城市河口生态治理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方法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恢复与生态系统管理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深圳湾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经济中心城市——深圳和香港之间，整个流域共有凤塘河等8条入湾河流。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及快速城市化，深圳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填海造陆、滩涂围垦、污水排放等导致了海岸带区域一系列生态退化问题，例如，所有河口水污染严重、河口植被退化甚至消失、区域生物多样性急剧降低。自2007年起，深圳市对深圳湾海岸带进行了整体生态治理，实施了海岸带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工程，以水质净化为核心重建河口生态系统健康。
在此过程中，任海曾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深圳凤塘河口生态恢复课题以及深圳市资助的深圳湾生态规划等课题，相关课题研究工作支撑了深圳湾的生态建设。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80/20964129.2022.2026250
2022-05-12查看详情 -
【中国科学报】实践证明综合保护法有助于有效保护植物多样性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BGCI中国办公室负责人文香英和BGCI区域项目主任Joachim Gratzfeld回顾了我国2008-2020年期间， BGCI与中国植物园、林业部门以及其他保护机构合作，利用综合保护方法保护我国本土树木的进展、取得的成果以及遇到的挑战，并包括多个案例分析。根据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 ） 2021年发布的《世界树木报告》 ，全球有58173种树木。中国有4886种本土树种（占全球树种的8.3% ） ，其中几乎一半（ 2429种）为特有种，约20%濒临灭绝。在中国政府正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并引入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之际，过去十年BGCI在中国执行全球树木运动（ GTC ）所积累的经验为制定未来的生态恢复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时间: 2022-04-16 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朱汉斌 周飞
中国特有与非特有本土树木数
中国4886种树木濒危等级占比
中国树木各濒危等级在中国植物园迁地收集情况。文香英 供图
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BGCI中国办公室负责人文香英和BGCI区域项目主任Joachim Gratzfeld回顾了我国2008-2020年期间，BGCI与中国植物园、林业部门以及其他保护机构合作，利用综合保护方法保护我国本土树木的进展、取得的成果以及遇到的挑战，并包括多个案例分析。
根据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2021年发布的《世界树木报告》，全球有58173种树木。中国有4886种本土树种（占全球树种的8.3%），其中几乎一半（2429种）为特有种，约20%濒临灭绝。有研究已经表明，对于热带和温带森林，大树的大小是森林生物量和地上碳的最佳预测因子，树木不仅捕获了二氧化碳，而且对当地人民的福祉也至关重要。此外，保护树木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这两个全球挑战。
BGCI通过全球树木运动（GTC）已经对我国100多种木本植物实施了保护行动，主要包括在繁殖、物种回归/就地种群恢复和创建迁地保护收集作为未来的保险政策方面发展最佳实践。在中国政府正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并引入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之际，过去十年BGCI在中国执行全球树木运动（GTC）所积累的经验为制定未来的生态恢复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通过本综述中的合作工作，我们试图对濒危野生树种的保护价值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该综述共同第一作者文香英表示，在我国正在评估保护地系统的有效性并计划扩张，同时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之际，这种综合保护方法尤其合适。全球树木运动（GTC）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方法来确保“在正确的地方种植正确的树”，但也“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目的种植并得到正确的护理”。
该综述研究证明了综合保护法有助于有效保护植物多样性，也强调了中国政府为保护我国独特的自然遗产所做的努力。
相关综述文章发表于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gecco.2022.e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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