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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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桂海木改变花部特征吸引访花者花是植物用以传宗接代的器官。 传粉生物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花部特征对特定传粉媒介的适应，并确定传粉综合征，即一系列反映植物为适应不同类型传粉媒介而产生的花部特征。 茜草科的桂海木是我国广西特产的珍稀濒危植物。 其花冠粉红色、细长喇叭状、花蜜深藏等一系列特征与典型的蝶类传粉综合征十分相似。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系统发育与繁育生物学研究组博士生谢佩吾在导师张奠湘的指导下，连续两年对桂海木进行了传粉生物学观察。 除产生大量的花粉外，桂海木还采取了其他的补偿机制，来适应新的传粉者并保证自身的生殖成功，如扩大的花冠管喉部、较长的花寿命等。 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系统与进化学报》。 时间: 2012-5-11 来源: 《中国科学报》A4 综合 作者: 李洁尉 周飞
花是植物用以传宗接代的器官。传粉生物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花部特征对特定传粉媒介的适应，并确定传粉综合征，即一系列反映植物为适应不同类型传粉媒介而产生的花部特征。在该理论基础上，不少生物学家认为，某种植物的传粉者可根据其花部特征来预测。
茜草科的桂海木是我国广西特产的珍稀濒危植物。其花冠粉红色、细长喇叭状、花蜜深藏等一系列特征与典型的蝶类传粉综合征十分相似。据此推测，桂海木很可能是由蝶类传粉。
情况果真如此吗？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系统发育与繁育生物学研究组博士生谢佩吾在导师张奠湘的指导下，连续两年对桂海木进行了传粉生物学观察。结果发现，桂海木的有效传粉者是蝇类和蜂类。蝶类极少访花，偶尔的访花行为表明它们被桂海木所吸引，而并不丰富的花蜜使它们记住了访花的结果，从而失去继续访花的兴趣。
研究人员据此推测，蝶类可能是桂海木最初的主要传粉者，而一些未知的历史原因使得蝶类在桂海木的分布区内消失。失去了传粉者的桂海木为了吸引新的搭档，将更多的能量用于生产花粉而非花蜜上，这样的变化大受蜂类、蝇类等短喙访花者的欢迎。它们以花粉为食，同时又填补了桂海木传粉者的空缺。
除产生大量的花粉外，桂海木还采取了其他的补偿机制，来适应新的传粉者并保证自身的生殖成功，如扩大的花冠管喉部、较长的花寿命等。
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系统与进化学报》。（李洁尉 周飞）
《中国科学报》 (2012-05-11 A4 综合)2013-02-01查看详情 -
【科学新闻】华南植物园举办“爱心公益游”科普活动时间:2012-4-27来源:《广东科技报》4综合新闻作者:周飞李碧秋。 由华南植物园和《信息时报》社共同发起的“爱心公益游”科普活动在该园隆重举行，来自龙洞社区的外来务工贫困家庭的孩子、家长及社工、志愿者50余人参加了亲子游园活动。 家长和孩子们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重点游览了世界植物奇观——温室群景区。 神秘的热带雨林植物、多姿多彩的奇花异果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讲解员生动有趣的讲解使孩子们认知到丰富多彩的植物知识。 时间: 2012-4-27 来源: 《广东科技报》4 综合新闻 作者: 周飞 李碧秋
由华南植物园和《信息时报》社共同发起的“爱心公益游”科普活动在该园隆重举行，来自龙洞社区的外来务工贫困家庭的孩子、家长及社工、志愿者50余人参加了亲子游园活动。
家长和孩子们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重点游览了世界植物奇观——温室群景区。神秘的热带雨林植物、多姿多彩的奇花异果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讲解员生动有趣的讲解使孩子们认知到丰富多彩的植物知识。参加本次科普活动的孩子均来自外来工贫困家庭，他们由于父母工作忙及经济原因，很少有外出游玩的机会。本次的公益科普亲子游活动让孩子和家长们走进大自然，感受春天，感受阳光，与各种花花草草亲密接触。大家都觉得这种寓教于游的科普活动很有意义，既让孩子从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愉悦身心，又从中学到了不少植物知识，家长们也很享受和孩子一起出游赏花的亲近机会。2013-02-01查看详情 -
冬樱花绽放华南植物园近日，从云南引种、经6年悉心培育的冬樱花在广州华南植物园开放，繁花朵朵，引来游客驻足观看。 据介绍，2005年，华南植物园科研人员到云南马关、昆明等地开展植物调查和引种工作，引进了一批珍稀濒危植物和园林观赏植物。 专家认为，这表明冬樱花虽然天然生长在以云南为中心的海拔800～2200米山地阔叶林中，但也能在广州的自然条件下栽培和观赏。 时间: 2012-3-5 来源: 《中国科学报》A5 综合 作者: 李洁尉 周飞
近日，从云南引种、经6年悉心培育的冬樱花在广州华南植物园开放，繁花朵朵，引来游客驻足观看。
据介绍，2005年，华南植物园科研人员到云南马关、昆明等地开展植物调查和引种工作，引进了一批珍稀濒危植物和园林观赏植物。其中冬樱花在华南植物园的生长表现良好，适应性较强，已经开花。专家认为，这表明冬樱花虽然天然生长在以云南为中心的海拔800～2200米山地阔叶林中，但也能在广州的自然条件下栽培和观赏。
冬樱花是蔷薇科樱属的落叶乔木，又名高盆樱桃，高3～25米，花先叶开或同时开放，开花期为冬季，在广州的花期为2月上旬至下旬。2013-02-01查看详情 -
常见花榈木可让癌细胞“自杀”本报讯（记者黄蓉芳）你知道吗，华南地区常见植物花榈木可让癌细胞“自杀”！ 据领衔这项研究的华南植物园天然产物药物化学研究组首席研究员邱声祥介绍，花榈木是华南地区极常见的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广泛用于癌症疼痛及骨流失疾病治疗的中草药。 可减少传统抗癌药副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花榈木中分离出的化合物中，可以通过诱导“自噬”而导致癌细胞死亡，这与传统抗癌药物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不同。 荔枝核也能抗癌。 华南的常见植物中，还有不少这样的抗癌“战士”。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人员发现，从荔枝核中分离出的化合物在体外对肺腺癌、肺癌、宫颈癌和肝癌的细胞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这种抑制作用若在动物或人体体内得到证明，即可证明荔枝核有抗癌作用，并可成为研制抗癌新药的天然产物。 时间: 2012-2-21 来源: 《广州日报》AⅡ8 作者: 黄蓉芳
花榈木是华南极常见的植物（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黄蓉芳） 你知道吗，华南地区常见植物花榈木可让癌细胞“自杀”！记者从华南植物园获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下，华南植物园天然产物药物化学研究组在抗癌天然产物的发现和作用机制方面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花榈木的活性成分可通过诱导“自噬”而导致癌细胞死亡，这与传统抗癌药物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不同。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上。
据领衔这项研究的华南植物园天然产物药物化学研究组首席研究员邱声祥介绍，花榈木是华南地区极常见的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广泛用于癌症疼痛及骨流失疾病治疗的中草药。在华南地区野外可以经常看到，人工植物也不少。
可减少传统抗癌药副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花榈木中分离出的化合物中，可以通过诱导“自噬”而导致癌细胞死亡，这与传统抗癌药物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机制不同。
邱声祥说，基于凋亡机制的传统抗癌药物是一种广谱的细胞毒，既能杀死癌细胞，也能杀死好细胞，“而导致细胞自噬死亡，则可以有针对性地让癌细胞‘自杀’，却不会伤害人体内的好细胞。”
邱声祥说，目前关于花榈木这种可导致癌细胞自噬死亡的功效研究，已是一种机制研究方法，已经到了临床试验的中早期研究，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了新药研究的层次。
邱声祥进一步解释，目前基于凋亡机制的抗癌药物，由于过量使用而产生的普遍“耐药性”已引起医药界广泛关注，而诱导自噬的抗癌药物才刚刚兴起，一旦通过临床试验获准上市，无论是单独使用或与凋亡类抗癌药联合使用，将可大大减少耐药性而增强疗效，花榈木“自噬”抗癌活性成分的发现，无疑为抗癌药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新闻链接:
荔枝核也能抗癌
华南的常见植物中，还有不少这样的抗癌“战士”。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研究人员发现，从荔枝核中分离出的化合物在体外对肺腺癌、肺癌、宫颈癌和肝癌的细胞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若在动物或人体体内得到证明，即可证明荔枝核有抗癌作用，并可成为研制抗癌新药的天然产物。2013-02-01查看详情 -
【科学新闻】内外兼修练就“生态拳”鼎湖山的资深导游梁月乔觉得鼎湖山的空气越来越好。 ”现任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黄忠良当年还是个小伙子。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俊浩以及管护科的员工们不得不高度戒备。 “我本人在做鼎湖山的护林防火几十年。 Frank与鼎湖山的交往开始于2008年5月的一封邮件。 “鼎湖山是研究的沃土。 鼎湖山已经烙印在他心上。 “我看重鼎湖山的前途。 ”蕉园村的村民把鼎湖山称为蕉园村“村肺”。 村里有条祖上留下来不成文的规定：蕉园村人进鼎湖山干活、靠砍树等赚钱是不吉利的。 时间: 2012-5-10 来源: 《科学新闻》5月号 80-84页 作者: 王晨绯 郑千里
北纬23°10′，东经112°31′。这里被中外学者誉为“北回归线上的宝石”。传说这里曾经是“少林十虎”之一方世玉苦练拳术之地。今天，鼎湖山这个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科学家们修练“学术”之地。
北回归线嵌碧绿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我的兴奋指数达到五颗星。”华南师范大学学生杨立对本刊记者说。在鼎湖山采了一整天的蝴蝶标本后，每立方厘米高达105600个负氧离子此刻让他一洗疲惫。这一天，他和老师、同学在蝴蝶谷捕获了近60种蝴蝶。
位于广东肇庆的鼎湖山，在北回归线附近陆地沙漠和干旱草原地貌群中明媚地存在，林壑深深，泉溪淙淙。
蝴蝶谷是鼎湖第一景。湖中有岛，岛后有山，山中有谷，谷中有泉，山涧两旁蝶舞翩跹。故有对联称：“湖在天山岛在湖中屈子登临好问天，蝶在梦中人在蝶中庄生到此疑入梦。”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地带性顶极森林群落——季风常绿阔叶林及丰富的过渡植被类型，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与格局提供了天然的理想研究基地。这里地处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州边缘，使得人类频繁的农业、工业、旅游活动对森林的影响易于暴露，对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参照研究也极为便利。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科学家们，50年前就在这里寻得一片碧绿，既做科研，也行管理之责。
作为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目前也是唯一隶属于中科院的自然保护区，1956年诞生的鼎湖山享有了独一无二的科研“待遇”。
来自中科院以及广东省各方的科研力量先后完成了鼎湖山站区地质、地貌、土壤、动物、鸟类、昆虫、植被类型、植物种类数量、大型真菌、微生物等的本底调查工作，在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森林永久观测样地、森林水文观测设施和森林小气候梯度观测设施，完成绘制了站区地质地貌图、土壤类型分布图、森林植被图等，为进一步开展长期定位研究奠定了基础。
长期的科研积累结出了硕果。2006年，该保护区研究员周国逸等在《科学》上发表文章《关于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以鼎湖山25年观测数据为基础，凝炼出“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的观点，震动了国内外生态学界。该研究成果有力地冲击了成熟森林土壤有机碳平衡理论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现有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的看法，并催生了生态系统碳循环非平衡理论框架的建立。该研究成果曾被评为2006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鼎湖山的资深导游梁月乔觉得鼎湖山的空气越来越好。细心的她翻查资料发现，50年前，整个保护区除了庆云寺周围是自然林，其他地方大都是针叶林；50年后，针叶林已经被改造成生态效益更好的针阔混交林。
“保护区成立后，针对荒山和马尾松林进行林分改造的研究和试验，保护区科技人员先后对60余个树种进行了种苗繁育和造林试验，筛选出了适合本地区的先锋树种――荷木、锥栗和藜蒴，不仅用于鼎湖山周边荒山造林绿化和林分改造，而且被当地林业部门广泛推广应用。同时，成功引种驯化了300多种资源植物。”现任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黄忠良当年还是个小伙子。
“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最早，来这里旅游本身看的就是生态和环境。但凡我们搞活动，都要咨询管理局，就生态旅游开展合作，比如导游的科普培训。”鼎湖旅行社总经理董植森经常会到管理局坐坐。
鼎湖山管理局坐落在鼎湖山脚，要通过一段逶迤的山路，才能到达宝鼎园、庆云寺等游客集中点，这条山路就像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之路，充满了曲折。
曲折逶迤谱发展
虽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历史原因，鼎湖山一直没有完整的“出身证明”。直到1996年，时任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的孔国辉提出，从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和长远发展出发，必须着手解决鼎湖山的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共同努力，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下达《关于确认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关问题的复函》，确认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为1956年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了使鼎湖山自然保护与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时任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鼎湖山树木园主任的何绍颐，力推鼎湖山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并促使鼎湖山步入国际行列。1979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网的自然保护区。
由于特殊的隶属体制关系，使得鼎湖山申请国家经费投入的渠道一路坎坷。鼎湖山人只好一方面厉行节约，另一方面努力筹措资金。
捉襟见肘，人员招聘就必须谨慎，今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正在考虑是否招聘新人。保护管理工作较为繁重，考评和职称又得按中国科学院的有关规定，这成为困扰管理局许久的问题。
“以前我们管理体系的考核以科研为主，那时大家都专心做科研。黄宏文主任在前些年走马上任后不久，向我们提出能否做保护区管理方面的研究。作为最年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该找出自己的优质资源；作为新一辈鼎湖山人，应该是从科学的知识背景去研究管理，否则就仅仅是个‘看山’的人。”管理局的局长助理欧阳学军说。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下辖森林1155公顷，20名管护人员除了把守8个全天候值班监护管护点外，还需要派出巡逻小组沿保护区周边巡查。人手紧缺，执勤任务繁重。
“今年清明节当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踏青者达10000多人次，祭祖者达1200多人次。”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俊浩以及管护科的员工们不得不高度戒备。
“那些天大家都是全天工作状态，早上七点到位，中午在野外就餐，晚上很晚还在巡查。两位当地的同事吃完午饭才匆匆忙忙去‘拜山’，一个小时就回了。”刚好被记者碰到的管护科科长孙涛一脸疲惫地说。4月3日晚，保护区一公里外出现火情，他火急火燎地奔赴现场，密切关注火势是否有蔓延到区内的危险，随时待命。
这支高效的护林防火队伍已经更换了好几代人。“大跃进”到“文革”期间，鼎湖山树木园的早期负责人黄吉祥，一身正气，凭意志和勇气战胜了砍伐的刀斧；长期担任护林队长的谢福七，忠于职守，得罪了不少人，险遭活埋，死里逃生。
“我本人在做鼎湖山的护林防火几十年。国家在鼎湖山搞生态保护的科研，与群众也有密切关系。春节、中秋节前，我都要与黄主任在会上说上几个钟头，每年都到现场讲：‘无鼎湖山，农民无水饮、无饭吃’。使群众认识到防火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关系，使群众形成一种自觉性。”谢福七回忆。
在鼎湖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英雄的故事。这么多的故事，汇集成保护区工作曲折而又惊心动魄的前进之路。
青山似欲留人住
美国马歇尔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国际著名杂志Journal of Ecology的副主编Frank S. Gilliam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能见到古老的鼎湖山原始森林，以至说分别的时候他用了“艰难”这个单词，他甚至亲昵地称莫江明研究组“ my team”。
Frank与鼎湖山的交往开始于2008年5月的一封邮件。鲁显楷博士与导师莫江明研究员在研究中观点有些不同，在说服对方的过程中，鲁显楷查阅了大量文献。Frank是国际著名的氮沉降专家，鲁显楷试着写了封邮件给他，没想到马上得到回信。来来回回十几封信之后，他给远在美国的教授留下深刻印象。
“Frank在论文提炼以及算法交流上，给了我重要的指导，我邀请他来鼎湖山访问。”鲁显楷在2008年博士毕业前向Frank发出了邀请。
在导师莫江明眼中，小鲁是个对研究很有兴趣、刻苦、耐劳的孩子。
2003年，鲁显楷读博来到鼎湖山，这才知道森林可以长得这样郁郁葱葱。看到这一片绿色，他所有的辛苦和怨言顷刻化为乌有。
“鼎湖山是研究的沃土。同一块区域存在着400年的成熟林、混交林、季风林三种类型，太难得了！另外，50多年的混交林也没有被砍伐过。”鲁显楷一语道出鼎湖山的珍贵之处。
目前，他留下来工作，在鼎湖山脚下的农民那里租了套房子，在鼎湖山驻扎下来，作“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莫江明在氮沉降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30多年。1984年，他大学毕业到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通过合作项目认识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布朗教授。1991年，本来抱着不归心态出去读硕士的他，在三年半的研究学习过程中，认识到鼎湖山的科学意义，毕业后选择了回到鼎湖山。1997年氮沉降的论文被SCI 收录。2002年，莫江明拿到国家自然基金17万元的资助。同年，华南植物园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序列，莫江明又拿到研究所层“面对前沿项目”的支持。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魏平，一提及鼎湖山便一往情深。在鼎湖山工作的日子里，他几乎爬遍了这里每座山，曾经“闭关”在原始森林中做“样地调查”两个月的他，笑称自己是“山大王”。交谈中，他屡次提及保护和利用好鼎湖山的重要性。
鼎湖山已经烙印在他心上。
同样将鼎湖山看得极为珍重的，还有管理局唯一的“80后”陈银洁。
“那时候很多同学都留在广州。当班主任老师在Q群上发招聘信息的时候，我就去报名了，那时觉得自己也挺喜欢植物，就很高兴地来了。”陈银洁似乎醉在这酽酽的绿中。
若不是亲眼见到陈银洁挺身制止深夜偷渔者的一面，这个活泼善良的小姑娘留给人的恐怕都是温婉可人的印象。
“我受刘莉老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经常一起制止这种非法行为。” 陈银洁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有责任感，只是感到无形中已融入一种氛围：无论如何，保护鼎湖山这一“圣山”的工作不能有一点闪失。
内外兼修护生态
这种氛围应该就是叫“文化”的东西。
早在400年前，鼎湖山上的庆云寺就已晨钟暮鼓。某种意义上，佛教文化对鼎湖山庆云寺周边森林群落的完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50年前，“老革命”黄吉祥像丰碑一样告诉人们该怎样去保护森林。囿于饥荒年代，颠沛流离，第一代鼎湖人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将鼎湖山的森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为什么那个生态意识贫乏的年代会有这样主动的意识？
“我看重鼎湖山的前途。虽然受了这么多冲击，但我依旧满足。我们犹如是在弹唱‘步步高’。这里曾有我的一份工作，就有我的一份思想。”早已退休的护林员谢福七朴实又直白。
改革开放初期，闯劲十足的第二代鼎湖山人北上北京，带着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批示，力挽狂澜，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从狂热的旅游和建设热潮中挽救出来。
勤勉的第三代鼎湖山人，更延续和弘扬着前辈们忠于职守的精神。
记者偶然听说黄忠良研究员的一个小插曲：熟悉的人都觉得黄忠良温良恭俭让，但如果有人想要打保护区树木的主意，黄忠良则是“零容忍”。每一次植物园的草木移动搬迁，黄忠良也必定会到现场一一叮嘱。
在他的带领下，鼎湖山的科研产出和保护区建设管理向前迈出一大步。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五十周年大会上，黄忠良研究员被评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个人”。
有鼎湖“山主”之称的蕉园村，村口立着这样一块牌子：树木是大自然留给蕉园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我们每个村民都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她。
蕉园村的村民梁锦赞父亲曾是蕉园村村长，以前曾做过鼎湖山的生态旅游，“我们都很尊敬在自然保护区里工作的科学家，他们很多年以前就指导种植一些阔叶林。阔叶林的叶片厚实，比起针叶林，不太容易引起山火。还有，我们村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年人，也都懂得什么是森林里的负离子。”
蕉园村的村民把鼎湖山称为蕉园村“村肺”。而村里流传的鼎湖山山脉成龙的走形，更是添加了一丝神秘。村里有条祖上留下来不成文的规定：蕉园村人进鼎湖山干活、靠砍树等赚钱是不吉利的。
另外，鼎湖区文化局、妇联、工会等常常和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举办相关活动，促进人们自然保护意识的形成。肇庆市政府专门请人谱写了一曲《鼎湖之歌》，组织市民积极学习传唱。在当地，甚至小学生对鼎湖山的保护动物都耳熟能详，并且主动保护意识很强。
“来周边买房的人都是冲着这里的植物和水。鼎湖山的保护是他们（中科院）的功劳，没有他们保护生态植物，也不可能有现在的鼎湖山。”梁锦赞说。
（原载于《科学新闻》 2012年5月号）2013-02-01查看详情 -
四个兰花新品种获国际登录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农业植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培育出四个兰花新品种，并于近日在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成功登录。 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是世界上唯一的、权威的兰花新品种登录机构，只登录首次育成的兰花属间和种间杂交种。 据介绍，杂交不亲和是兰花杂交育种中常见的问题之一。 这四个杂交种的育成为兜兰属的种间杂交、火焰兰与小花万带兰的属间杂交、火焰兰与五唇兰的属间杂交奠定了基础，并从亲本选择的角度为兰花新品种培育开辟了新方向。 时间: 2012-07-10 来源: 中国科学报 A4 综合 作者: 李洁尉 周飞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农业植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培育出四个兰花新品种，并于近日在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成功登录。
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是世界上唯一的、权威的兰花新品种登录机构，只登录首次育成的兰花属间和种间杂交种。上述四个兰花新品种分别为红宝石、云之君、蓝精灵和白蝴蝶。其中，蓝精灵由中华火焰兰和小花万带兰杂交而来，白蝴蝶由菲律宾火焰兰和五唇兰杂交而来，均是属间的杂交种。
据介绍，杂交不亲和是兰花杂交育种中常见的问题之一。科研人员利用胚拯救技术（早期胚培养技术）较好地解决了该问题。这四个杂交种的育成为兜兰属的种间杂交、火焰兰与小花万带兰的属间杂交、火焰兰与五唇兰的属间杂交奠定了基础，并从亲本选择的角度为兰花新品种培育开辟了新方向。本报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飞摄影报道
《中国科学报》 (2012-07-10 A4 综合)2013-01-11查看详情 -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时间:2012-06-15来源:江门日报A15陈焕镛的铜像被树立在标本馆，他对植物分类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让后人铭记。 两人都遗传了父亲酷似外国人的面部特征。 3提出资源保护策略江门日报：你们认为父亲最可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江门日报：父亲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事令你们印象深刻？ 陈都：父亲曾跟我们讲述他在英国购书的一段轶事。 4不太称职的父亲江门日报：陈都，父亲在70岁才生了你，是否对你很宠爱呢？ 江门日报：父亲平时在家里做家务吗？ 江门日报：在你们眼中他是怎样一位父亲？ 江门日报：你们会以父亲为榜样来教育下一代吗？ 他还与我父亲通宵长谈。 时间: 2012-06-15 来源: 江门日报 A15
陈焕镛的铜像被树立在标本馆，他对植物分类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永远让后人铭记。
陈焕镛的祖屋保存完好，一如他回乡的时候。
1964年，为了编撰《中国植物志》，74岁的陈焕镛不远千里带着家人来到北京，适应新的生活。 （翻拍）
1915—1919年，陈焕镛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眼神中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 （翻拍）
进入华南植物园的景区，我们见到了陈焕镛的儿子陈国仆、女儿陈都。两人都遗传了父亲酷似外国人的面部特征。哥哥陈国仆稳重少言、彬彬有礼，妹妹陈都活泼开朗、心直口快。在雨森群落区的一个水景平台，于世界各地奇花异草散发出的怡人芳香中，我们畅谈陈焕镛院士的往事……
1
婉言谢绝出国邀请
江门日报：父亲除了专心于植物研究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陈国仆：爱国。1919年，父亲硕士毕业时，导师劝他留美读博，一起到非洲去考察。父亲一心想着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学，执意回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年已六旬旅居香港的父亲非常高兴，乘最后一班飞机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在逆境之中体现更为突出。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本可明哲保身，但为了保护学校的标本和图书资料，他先是把东西运到香港亲戚家中避难，后来又抱定“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决心，冒着毁掉一世清名的风险，借伪政府之力把东西从日军的魔爪下取出来，安全转运回国。1947—1948年，父亲被人污为“文化汉奸”，美国的导师力劝他去美国任教，欢迎我们全家迁美，父亲将毕生贡献于祖国科学事业的初志毫不动摇，婉言谢绝邀请。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已近80岁高龄，被扣上“里通国外的文化特务”、“文化汉奸”的帽子，身心受到极度摧残。1971年1月病危之际，他还对一位前来探望的教授说：“我坚信党，坚信党的政策，坚信毛主席路线”。其学生陈封怀教授认为“先生此言，铿锵有力，可表天日。”
江门日报：“国仆”这个名字，是父亲取的吗？
陈国仆：是的，取精忠报国之意，他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应该把自己所学全部贡献给国家。
2
没有存下一分钱
江门日报：父亲一直是高级专家，工资待遇不错，家里经济应该很宽裕吧？
陈都：妈妈说，家里没有存下一分钱，父亲的钱都用在了工作上。
陈国仆：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伊始，经费不足，父亲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设备费。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父亲创办的《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他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在植物分类方面的图书既少又贵的情况下，他除把私人藏书借给图书室使用外，还费尽心机去购置图书。
陈都：十多年前，标本室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杂物时，找到了一张奖状。奖状上面题有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签名，内容为：“陈焕镛所长将其所藏甚有价值的外文图书及期刊432种共647期赠送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使研究人员得到很大益处，这种热心科学研究事业和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还有，因为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每次考察队外出采集标本，父亲都是去的时候送行，回的时候接风。同时，研究所里不论谁家有困难，父亲都慷慨相助，从不吝惜。
3
提出资源保护策略
江门日报：你们认为父亲最可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陈国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父亲早在1930年，就提出资源的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提出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要注意副产品的开发，科学监管，实行可持续发展，限制工厂的烟尘，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共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需要反思。退耕还林我们做了没多少年，但这却是80年前他就提出过的理念。
还有，他很早就提出要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些都是极有远见的。
江门日报：父亲在工作中有没有什么事令你们印象深刻？
陈都：父亲曾跟我们讲述他在英国购书的一段轶事。那是1930年，他出席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期间，偶然在伦敦旧书肆中看见前英国水师提督所著的《比茨航海植物学》一书，其中对于中国植物的图说，很有参考价值，但索价竟高达50英镑。他想尽办法在英国国立动植物园借来一本，花了8英镑雇人拍摄书里的图片和用打字机打印出书内有关中国植物的部分（约300页）共三份，后分贮广州、北平、南京三处研究机构。由此可见，父亲处事机智灵活、胸怀宽广，在艰苦创业之时，关心的不仅是自己主持的研究所，还有国内一些兄弟科研机构。
4
不太称职的父亲
江门日报：陈都，父亲在70岁才生了你，是否对你很宠爱呢？
陈都：没有，他对我们有很严格的家庭教育，所以我有点怕他。
记得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准备外出，天在下着雨，我拿起雨鞋正准备穿，父亲一定要让我把雨鞋倒过来抖一抖再穿，我偏不听，他很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在野外采集标本时，雨鞋里经常会爬进蛇、虫子什么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他当时的心情。
江门日报：父亲平时在家里做家务吗？他出国会给你们带礼物吗？
陈国仆：父亲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事小事都是妈妈一人操持。父亲是个美食家，当家中请客人吃饭他会亲自点好请客的菜谱，偶尔也会亲自下厨做几个菜。父亲出国一般不给我们带礼物，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只各有一件，我的是一台照相机，妹妹的是一组套娃。
江门日报：在你们眼中他是怎样一位父亲？
陈都：在我看来，他是一位优秀的植物学家，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中，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半夜想起什么会马上爬起来写。他几乎没有空管我跟哥哥，是一位不太称职的父亲。我认为他在心底是爱我们的，只是实在没有时间来表露。可能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说句有点心酸的话，父亲在我心目中，更多的只是一个路名（植物园有一条路以陈焕镛的名字命名）和几座铜像。
江门日报：你们会以父亲为榜样来教育下一代吗？
陈都：我跟孩子说，外公在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因此，做什么事都要肯努力，愿付出，这样才会有一点收获。
陈国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父亲的经历就是明证，我认为孩子应随自己的意愿去自由发展。
逸闻趣事
1
帮助破案
陈焕镛识辨植物，别具天聪，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他从此扬名省港。
2
不畏权贵
抗日战争广州沦陷时，陈焕镛曾为陈璧君所注视。陈璧君作为汪精卫的孀妇、陈焕镛的同乡（新会人），颇慕陈之声誉，要求陈在公众场合演讲，意欲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涂脂抹粉。陈焕镛登坛宣讲，题为“植物与人生”，畅述稻麦是人之主粮，蔬果助身躯发育，森林作建筑良材，神农尝百草而知药物，时珍辨药草而著《纲目》……滔滔不绝，听众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3
严谨治学
陈焕镛观察敏锐，在植物分类上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这些发现不轻易公诸书刊。探究某分类群之可否成立，他尤为审慎，例如银杉，就外部形态而言，他早已鉴别为新属，但为了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学特征，求得较深入而完备的材料，曾推迟两年多才发表。观光木属和任豆属，从新植物之发现至文章发表，曾经历了10余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多次到野外调查，收集和核实材料。
家乡人
眼中的陈焕镛
陈建帮、陈建伟（陈焕镛的远房亲戚，蓬江区潮连人）
陈焕镛
回来过两次
5月24日下午，夏日炎炎，蝉鸣阵阵。记者找到了陈焕镛的祖屋——潮连巷头牌坊街4巷1号。这里由陈焕镛的远房亲戚陈建帮一家帮忙照看。
52岁的陈建帮告诉记者，这座房屋是由陈焕镛的父亲陈蔼亭四兄弟合建的，占地200多平方米，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打开木制的趟龙门，宽阔的天井中一片绿植映入眼帘，清爽透气。抬头望去，屋檐处有精美的灰雕装饰，为草书和花鸟纹样。这里共有两屋、一廊、一厅，一口水井。
陈建帮的哥哥陈建伟说，陈焕镛父亲的家里有钱，在香港开照相局、印刷馆。陈焕镛经常拿自己的钱出来搞研究、搞植物园。他老爸和姐姐说他是“败家仔”。陈焕镛回来过两次，分别是1957年和1960年。现在家中还保留了一张他来时坐过的椅子，是酸枝的，明代款式。
陈建伟拿出一封信：“1957年回广州后，陈焕镛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父亲视如珍宝。”
陈焕镛在信中写到：“我这次回乡非常高兴，首先我很满意地看到我们的家乡与全国农村一道在合作化事业方面和广大农民兄弟生活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和改善……又蒙你们对我这样关怀和热情招待，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当我在乡的时候，我发觉这房子有了一条裂缝，为了安全起见，我认为有修茸的必要，兹暂汇上50元，希查收作为修缮之用。”
陈建伟说：“听老人们说，陈焕镛回乡时有配枪警卫跟随，时任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出面接待，村里摆了好多围酒席，十分热闹。他还与我父亲通宵长谈。1978年，政府为陈焕镛平反时重新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也有通知我父亲参加。我父亲还说，陈焕镛很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但因为老一辈的人都离世了，很多具体情况都不清楚了。”2013-01-11查看详情 -
陈焕镛：心念植物50载 一蓑烟雨任平生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标本馆开始建立时规模很小，陈焕镛却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 执著追求，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陈焕镛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立下豪言壮语：“中国一定要有自已的植物学、植物园、植物研究所、植物志。 江门日报：他对编撰植物志这件事怎么看？ 吴德邻：他曾生动地比喻说：“植物志是植物的户口册，有了它人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们派上用场。 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经他安排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后来他还亲自帮我修改英文摘要并安排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时间: 2012-06-15 来源: 江门日报
1958年，陈焕镛（左二）与著名的植物学家塔赫他间院士（左一）和地植物学家拉弗连珂（右一）在研讨。（翻拍）
吴德邻（左）、黄观程（右）两位研究员，再见陈焕镛1957年鉴定发表的“活化石”银杉标本，感触良多。
1951年，陈焕镛作为团长，率中国植物学家代表团赴印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翻拍）
1919年秋，陈焕镛只身前往海南岛那大，成为到此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翻拍）
对话人物
他长着一副外国人的相貌，却有着一颗纯粹的中国心。他专心于植物研究50多个春秋，甘之如饴。为了研究透那花、那叶、那果、那根，他生死不顾、忍辱负重。
41年，陈焕镛院士已经离开了这么久，提起他与植物的渊源，无论是子女还是后辈学人还无不感叹：“植物在他的眼中比儿子还亲”，“他生下来就是为了研究植物的”。
阳光灿烂的5月，我们来到了华南植物园，这里绿树成荫，大树参天，广阔宁静。56年前，陈焕镛院士亲自规划建设了这片占地4500亩的土地，目前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徜徉于植物园中，领略世界各地植物的神奇和瑰丽。走进僻静阴凉的标本馆，我们看到一楼大厅的橱窗展示着陈焕镛院士的事迹；登上二楼，走廊道上树立着他的铜像，那专注的眼神一如生前凝视着前方——他与植物园之间的深厚情感从未间断，他与所热爱的学术领域须臾没有分离。
吴德邻研究员在办公室等候多时。满头白发的他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书籍之间，他曾是陈焕镛年轻的同事，他数十年如一日参与陈焕镛院士未竟的事业，完成了《广东植物志》的主编工作和《中国植物志》的部分编撰工作。
1
出生入死，
奔赴各地采集标本
【陈焕镛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陈蔼亭曾任清政府驻古巴领事，母亲是古巴籍西班牙人。15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他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就读，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林学硕士学位。】
江门日报：吴老师，您给我们谈谈陈焕镛院士上海南岛的情况吧，他是怎么想到去那儿的呢？
吴德邻：当时，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被国外采集200年。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海关官员等，都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惊叹，一批批远道而来，又一批批运走。欧洲流行一个说法，“没有中国的花卉，不成为庭院”，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陈焕镛很痛心。毕业时，陈焕镛的论文获得奖金500美元，按惯例，这笔钱用于获奖人前往欧洲游历，陈焕镛却提出要到中国采集标本。1919年10月，陈焕镛只身前往还没有人采集过标本的海南岛，开启了中国现代植物学分类研究的图卷。
江门日报：他在海南遇到了什么？
吴德邻：当时的海南岛交通非常不便，生活极其艰苦，但陈焕镛依然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在采集时，他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又感染恶性疟疾，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了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第一次采集，他就几乎丢了性命。
江门日报：这些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
吴德邻：没有。1922年夏，他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与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只可惜，采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套标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仓库，于1924年失火被焚。1927年他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
江门日报：是不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个馆的前身？（我们穿上蓝色的鞋套，来到标本室。这里四季恒温恒湿，许多宽大的铁制文件柜有序地排列着，柜子的侧面贴着标本所属科的编号。管理人员小心奕奕地取出第207383号标本，这就是被称之为“活化石”的银杉。陈焕镛与匡可任于1957年鉴定发表它，引起了全球植物界的关注。）
吴德邻：是的。标本馆开始建立时规模很小，陈焕镛却提出要尽力使之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只要在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之中知道其中一二，就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标本。这种管理方法，为今日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基础。如今，这里的馆藏已达百万号，成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江门日报：陈焕镛院士为什么一直那么重视国际交流？
吴德邻：他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负有促进对外学术交流和提高祖国学术地位的使命。1935年，他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世界植物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正式聘为植物分类组副主席，后又被推为该会植物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委员。该会之有中国委员，陈焕镛为第一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认为国际交流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不是单向引进，更不是盲目崇拜外国。当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定数量、质量的标本，要在短短几年内得到那么多珍贵的国外标本是不可能的。
2
忍辱负重，战火中保护珍贵文物
【抗战时期，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陈焕镛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他却蒙冤受屈，被一些人污告为“文化汉奸”。】
江门日报：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吴德邻：这一段历史早有公论。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办事处。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办事处被查封。陈焕镛心急如焚。此时，伪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究所公物一并交还。这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后认为：“与其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他们同意了林汝珩的计划，但声明研究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
江门日报：一片赤子情怀令人动容，后来呢？
吴德邻：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1946年，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至1947年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
3
执著追求，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
【陈焕镛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立下豪言壮语：“中国一定要有自已的植物学、植物园、植物研究所、植物志。”他的一生都在为此而奋斗。】
江门日报：您认为陈焕镛院士一生所作出的贡献主要有哪些？
吴德邻：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总体来说，有五大贡献值得称道：提出建立中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设立华南最大的植物标本馆，建设华南植物园，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植物专业图书馆，参与组织编写了几部植物志，包括《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
江门日报：他对编撰植物志这件事怎么看？
吴德邻：他曾生动地比喻说：“植物志是植物的户口册，有了它人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们派上用场。”“假如不真正把所有原始资料变成中国文字，则这门学科不能发展，不能使它成为群众的东西，而只能是少数人操纵的、专利的。”陈焕镛做副主编的时候，《中国植物志》只完成了数卷。2010年1月，这套历经四代科学家、耗费半个世纪，拥有126卷册的浩繁巨著终于完成，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完成了陈老的遗愿，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说着，吴德邻拿出完整的植物志，激动地向我们展示。）
院士小传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陈焕镛（1890—1971），祖籍新会潮连(现蓬江区潮连街道办事处),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创建了中山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建成中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发现100多个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裸子植物银杉属和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他从事教学数十年，培养出了秦仁昌、蒋英、陈封怀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这其中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早年的助手。
后辈学人
眼中的陈焕镛
循循善诱的良师
吴德邻（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1955年，刚认识陈老时我是小字辈，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他任所长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他已是学术大家。
1962年我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的时候，在标本馆发现了2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当我向他汇报这一发现，经确认我的鉴定无误。我很兴奋，准备立即发表。陈老却不以为然：“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1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我担心没有外国标本，陈老当即写信（由我执笔）给当时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先生，后来孙先生果然寄来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经他安排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后来他还亲自帮我修改英文摘要并安排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
讲道理的性情中人
黄观程（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1958年，陈老到前苏联考察3个月，我担任他的秘书兼翻译。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有天我们一起等车，他手上有英俄对照的小册子，一边看一边跟旁边的人聊起来，当时是5月份，天有点凉，我看他手上空空，就跑回去把他的大衣拿回来。一见面，他就批评我：“有没搞错，是我等你还是你等我？”等我把大衣给他，他又道歉了：“对不起，有时候是应该我来等你。”
他对俄罗斯文学很感兴趣，但看的是英文版。我们高兴时会一起喝点酒。出国时我只带了一条领带，他看我来来去去都是同一条红色领带，就找出一条有植物图案的送给我，“你不能每天都戴一条领带，我送你一条。”那条领带很有朝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策划 / 谭乐生 钟筱村 黄创快
统筹 / 傅健 谭月韶2013-01-11查看详情 -
研究揭示为何“火不烧山地不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科研人员通过长期实地考察和研究，揭示了华南地区造林前焚烧荒山现象背后的理论和实际依据。 在热带、亚热带地区进行农业、林业种植活动时，往往要在毁林后放火烧一次山，我国华南地区造林前也会对荒坡进行过火。 针对该问题，华南植物园植被与景观课题组博士生杨龙在导师任海的指导下，以华南退化坡地广泛存在的芒草丛为对象，把6种代表性的乡土种和外来种的树苗种植在芒草冠层下，通过观测其存活率、生长状态、叶片生理生态和形态解剖学指标，判断芒草与种植的种类间是竞争还是护理效应。 当前这些地区造林的主要乡土树种竞争力不够，而外来树种如马占相思树苗，在草坡上直接种植后可以正常生长。
时间: 2012-07-4 来源: 中国科学报 A4 综合 作者: 李洁尉 周飞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科研人员通过长期实地考察和研究，揭示了华南地区造林前焚烧荒山现象背后的理论和实际依据。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景观与生态工程》上。
在热带、亚热带地区进行农业、林业种植活动时，往往要在毁林后放火烧一次山，我国华南地区造林前也会对荒坡进行过火。“火不烧山地不肥”的说法，在理论和实际上是否讲得通？
针对该问题，华南植物园植被与景观课题组博士生杨龙在导师任海的指导下，以华南退化坡地广泛存在的芒草丛为对象，把6种代表性的乡土种和外来种的树苗种植在芒草冠层下，通过观测其存活率、生长状态、叶片生理生态和形态解剖学指标，判断芒草与种植的种类间是竞争还是护理效应。
结果表明，虽然芒草可以减缓高温和改良土壤，但这些有益的影响被“遮荫”这一不利影响给严重抵消了。因此，在这些地区的退化草坡上造林，需要考虑拟种植的种类能竞争过这些灌草种类或耐荫性足够强。当前这些地区造林的主要乡土树种竞争力不够，而外来树种如马占相思树苗，在草坡上直接种植后可以正常生长。因此，造林前烧山主要是为了消除植物间的竞争关系，顺便可将产生的植物灰分作为植树肥料。
据悉，此前，该园科研人员发现桃金娘灌丛、相思类外来种可以护理部分乡土种类，相关结果发表在《森林生态学与管理》等期刊上。
（来源：中国科学报 李洁尉 周飞）
2013-01-11查看详情 -
研究揭示南方不同森林类型碳汇格局记者近日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获悉，该园科研人员对我国南方不同森林类型的碳汇格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据介绍，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是我国森林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固碳现状和碳汇潜力备受关注。 生物量可以直接反映森林植被的固碳现状，而碳积累速率将决定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 华南植物园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组硕士生陈青青等在研究员闫俊华的指导下，利用两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热带亚热带区域不同森林类型乔木层地上生物量碳汇及其积累速率随林龄的增长呈现较大差异。 碳积累速率均随着林龄的增长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但阔叶林成熟阶段的碳积累速率远高于相同阶段针叶林的水平。 时间: 2012-07-2 来源: 中国科学报 A4 综合 作者: 闫俊华等
记者近日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获悉，该园科研人员对我国南方不同森林类型的碳汇格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近期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据介绍，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是我国森林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固碳现状和碳汇潜力备受关注。生物量可以直接反映森林植被的固碳现状，而碳积累速率将决定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
华南植物园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组硕士生陈青青等在研究员闫俊华的指导下，利用两次森林资源清查资料，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热带亚热带区域不同森林类型乔木层地上生物量碳汇及其积累速率随林龄的增长呈现较大差异。结果表明，阔叶林各林龄组的生物量碳均大于针叶林相应林龄组的水平，而且这种差距随着林龄的增长而增大；碳积累速率均随着林龄的增长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但阔叶林成熟阶段的碳积累速率远高于相同阶段针叶林的水平。
据悉，该结果阐明了我国南方不同森林类型的碳汇格局，并为碳汇林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来源：中国科学报 李洁尉 周飞）2013-01-11查看详情